不要小看这一点，从罢黜百家开始，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主要的行事准则。
儒家典籍中的话，就是大义。
所以官员在劝諫皇帝时，最喜欢说圣人言什么什么的。
《周易》作为六经之首，被儒家奉为儒门圣典。
但凡读书人，不说倒背如流，其中的內容肯定都记得。
为什么没人引用呢？
其实不是他们想不到，而是支持变法的也好，反对变法的也罢，他们主要是借这件事在表现自己。
但是他们却不能给变法赋予大义，倒不是说他们赋予了就算。
前面说过，儒家思想本身就存在很多对立且矛盾的观点。
礼义仁孝这些不存在矛盾和对立的，就会成为所有读书人的道德准则。
但那些存在对立或矛盾的观点，在儒家內部也分为不同的群体。
而对於读书人来说，他们是不能违背先贤之言，一旦他们主张先贤的某个观点，就必须不改的坚持下去。
简单来说，他们对於变法支持与否，可以算作是个人的一种观点。
但拿先贤之言来说，那就是相当於在立人设。
个人的观点可以隨著局势见识的不同，而发生改变。
但人设这个东西一旦立了，就不能轻易改动。
支持荀子性本恶思想的，不会去反驳孟子性本善思想，因为两人都是儒家先贤。
同样，他们也不会更改自己支持的思想，因为这是对先贤的一种否定。
为什么后世詬病儒家思想，是导致思想封建的毒瘤？
並非儒家思想不好，而是在独尊儒术后，把儒家思想给神话了。
儒家思想本身存在对立和矛盾，说明了儒家思想是非常有包容性的。
但被神话后，就成了金科律令一般。
所以读书人，不会轻易的去主张某一种思想，因为一旦这么做了，只能一条路走到黑。
周安敢用，就说明他是发自內心认为应该变法。
而卢望对周安的喜爱也源自於这一点。
倒不是说他把周安当成革新派的未来，而是当成未来变法的火苗。
就算他们变法失败了，但年轻一代一直有人支持认可变法，將来还是会有人主张变法，还是有机会解决朝廷积弊。
想明白这些，周安苦笑道：“卢教諭，您太看得起我了。”
周安之所以支持变法，是因为他两世为人，並没有古人受变味后的儒家思想影响那么深。
为什么说是变味后的呢？
因为在他看来，儒家思想在独尊儒术之前是非常好的思想，但独尊儒术后就变味了。
因为一开始的儒家思想，只是教化人百姓的一种思想。
但后面成为统治者统治思想的工具后，自然避免不了为了迎合当权者，而刻意去改动其中的意思。
孟子的很多思想，其实在统治者眼中，都有些大逆不道。
像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，还有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”。
这类话都是孟子提出来的，好听点的解释，可以说是让君主善待百姓，对待臣子要君臣有义。
但更直白点说，就是百姓能尊你为皇帝，也能造反推翻你。
你对臣子好，臣子会忠心。可要是你对臣子不好，臣子也就不会忠心。
这些话，儒家典籍中都有，但是谁在皇帝面前提过？
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
之所以能那么出名，还是因为那是人家李世民自己喊出来的。
这也导致后世很多人，把这句话当成是李世民的话，而非孟子的。
因为这些话不符合当权者的利益，当权者要的是三纲五常，要的是雷霆雨露俱是君恩。
简单来说就是，皇帝是明君也好，昏君也罢，天下人都得遵从皇帝的统治，不能造反。
皇帝自己喊喊，可以说是爱民，臣子肯定不能提这些。
所以別看古代读书人常把孔孟之道掛在嘴边，但实际上是，孟子的很多理论都被淡化了。
这就是变味后的儒家思想。
周安没有受这些影响，他只是知道歷史的走向，知道要变。
却不意味著他支持范大相公提出的新法。
“你这是何意？”卢望皱眉道。
“卢教諭待我如师，学生也不想瞒您。”
周安沉声道：“学生对於范大相公的一些做法，其实並不认同。”
卢望闻言眉头皱的更深了，却没有发怒，而是问道：“说说看，哪些不认同？”
“范大相公当初制定的新法，本身就存在一些弊端。这些学生不想多说，单是范大相公当年阻止官家杀晁仲约，学生就难以苟同！”周安说道。
对於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大相公，他一直非常敬佩。
但是他小的时候，曾听过一件事，彻底打碎了他心里的滤镜。
晁仲约是高邮知军，十几年前高邮附近发生叛乱，叛军攻打高邮城时，晁仲约见贼军势大，担心守不住。
於是召集城中富户，让他们出钱粮，然后拿著这些钱粮找叛军谈判。
说高邮城池高大，难以攻克，即便打下来，也会损失惨重。
你们不就是要钱粮么，我送给你们，你们別打高邮去打別的小县城去吧。
叛军一听还有这种好事，哪有不答应的道理。
而那些叛军还真守信用，拿了钱粮立马走了，去打附近其他城池。
后来叛军被平定，这件事也被人告发了。
官家一听龙顏大怒，高邮城池高大，只要坚守住，等朝廷大军一到，那些乌合之眾轻易就能平定。
可就是因为晁仲约的贿赂，叛军不仅有了钱粮，还真打下一座县城，导致百姓死伤无数。
对於这种官员，官家哪怕性子再宽仁，都下旨將其处死。
不仅官家，当时朝中多数人都支持官家的决断。
然而官家的旨意下了后，却被范大相公给封驳了。
不仅如此，他还极力的劝说那些支持的官员。
理由也很简单，本朝不杀士大夫，乃是太祖定下的规矩。
一但破了这个规矩，以后刀可能会落到我们头上。
那些官员一听，仔细一想，说的没错啊。
然后纷纷改口，反对处死晁仲约，最终官家迫於压力，改判其流放。
一个主持变法的人，却拿太祖皇帝的规定来阻止官家杀文官，简直可笑。
要知道变法本身，就是在改变太祖太宗时期的一些规矩。
一边要改规矩，一边又不让官家破坏祖宗规矩，能不失败么？
儒家典籍中的话，就是大义。
所以官员在劝諫皇帝时，最喜欢说圣人言什么什么的。
《周易》作为六经之首，被儒家奉为儒门圣典。
但凡读书人，不说倒背如流，其中的內容肯定都记得。
为什么没人引用呢？
其实不是他们想不到，而是支持变法的也好，反对变法的也罢，他们主要是借这件事在表现自己。
但是他们却不能给变法赋予大义，倒不是说他们赋予了就算。
前面说过，儒家思想本身就存在很多对立且矛盾的观点。
礼义仁孝这些不存在矛盾和对立的，就会成为所有读书人的道德准则。
但那些存在对立或矛盾的观点，在儒家內部也分为不同的群体。
而对於读书人来说，他们是不能违背先贤之言，一旦他们主张先贤的某个观点，就必须不改的坚持下去。
简单来说，他们对於变法支持与否，可以算作是个人的一种观点。
但拿先贤之言来说，那就是相当於在立人设。
个人的观点可以隨著局势见识的不同，而发生改变。
但人设这个东西一旦立了，就不能轻易改动。
支持荀子性本恶思想的，不会去反驳孟子性本善思想，因为两人都是儒家先贤。
同样，他们也不会更改自己支持的思想，因为这是对先贤的一种否定。
为什么后世詬病儒家思想，是导致思想封建的毒瘤？
並非儒家思想不好，而是在独尊儒术后，把儒家思想给神话了。
儒家思想本身存在对立和矛盾，说明了儒家思想是非常有包容性的。
但被神话后，就成了金科律令一般。
所以读书人，不会轻易的去主张某一种思想，因为一旦这么做了，只能一条路走到黑。
周安敢用，就说明他是发自內心认为应该变法。
而卢望对周安的喜爱也源自於这一点。
倒不是说他把周安当成革新派的未来，而是当成未来变法的火苗。
就算他们变法失败了，但年轻一代一直有人支持认可变法，將来还是会有人主张变法，还是有机会解决朝廷积弊。
想明白这些，周安苦笑道：“卢教諭，您太看得起我了。”
周安之所以支持变法，是因为他两世为人，並没有古人受变味后的儒家思想影响那么深。
为什么说是变味后的呢？
因为在他看来，儒家思想在独尊儒术之前是非常好的思想，但独尊儒术后就变味了。
因为一开始的儒家思想，只是教化人百姓的一种思想。
但后面成为统治者统治思想的工具后，自然避免不了为了迎合当权者，而刻意去改动其中的意思。
孟子的很多思想，其实在统治者眼中，都有些大逆不道。
像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，还有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”。
这类话都是孟子提出来的，好听点的解释，可以说是让君主善待百姓，对待臣子要君臣有义。
但更直白点说，就是百姓能尊你为皇帝，也能造反推翻你。
你对臣子好，臣子会忠心。可要是你对臣子不好，臣子也就不会忠心。
这些话，儒家典籍中都有，但是谁在皇帝面前提过？
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
之所以能那么出名，还是因为那是人家李世民自己喊出来的。
这也导致后世很多人，把这句话当成是李世民的话，而非孟子的。
因为这些话不符合当权者的利益，当权者要的是三纲五常，要的是雷霆雨露俱是君恩。
简单来说就是，皇帝是明君也好，昏君也罢，天下人都得遵从皇帝的统治，不能造反。
皇帝自己喊喊，可以说是爱民，臣子肯定不能提这些。
所以別看古代读书人常把孔孟之道掛在嘴边，但实际上是，孟子的很多理论都被淡化了。
这就是变味后的儒家思想。
周安没有受这些影响，他只是知道歷史的走向，知道要变。
却不意味著他支持范大相公提出的新法。
“你这是何意？”卢望皱眉道。
“卢教諭待我如师，学生也不想瞒您。”
周安沉声道：“学生对於范大相公的一些做法，其实並不认同。”
卢望闻言眉头皱的更深了，却没有发怒，而是问道：“说说看，哪些不认同？”
“范大相公当初制定的新法，本身就存在一些弊端。这些学生不想多说，单是范大相公当年阻止官家杀晁仲约，学生就难以苟同！”周安说道。
对於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大相公，他一直非常敬佩。
但是他小的时候，曾听过一件事，彻底打碎了他心里的滤镜。
晁仲约是高邮知军，十几年前高邮附近发生叛乱，叛军攻打高邮城时，晁仲约见贼军势大，担心守不住。
於是召集城中富户，让他们出钱粮，然后拿著这些钱粮找叛军谈判。
说高邮城池高大，难以攻克，即便打下来，也会损失惨重。
你们不就是要钱粮么，我送给你们，你们別打高邮去打別的小县城去吧。
叛军一听还有这种好事，哪有不答应的道理。
而那些叛军还真守信用，拿了钱粮立马走了，去打附近其他城池。
后来叛军被平定，这件事也被人告发了。
官家一听龙顏大怒，高邮城池高大，只要坚守住，等朝廷大军一到，那些乌合之眾轻易就能平定。
可就是因为晁仲约的贿赂，叛军不仅有了钱粮，还真打下一座县城，导致百姓死伤无数。
对於这种官员，官家哪怕性子再宽仁，都下旨將其处死。
不仅官家，当时朝中多数人都支持官家的决断。
然而官家的旨意下了后，却被范大相公给封驳了。
不仅如此，他还极力的劝说那些支持的官员。
理由也很简单，本朝不杀士大夫，乃是太祖定下的规矩。
一但破了这个规矩，以后刀可能会落到我们头上。
那些官员一听，仔细一想，说的没错啊。
然后纷纷改口，反对处死晁仲约，最终官家迫於压力，改判其流放。
一个主持变法的人，却拿太祖皇帝的规定来阻止官家杀文官，简直可笑。
要知道变法本身，就是在改变太祖太宗时期的一些规矩。
一边要改规矩，一边又不让官家破坏祖宗规矩，能不失败么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