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由榔的神色稍缓。
相较於在安龙时朝不保夕、仰人鼻息的窘迫，移蹕昆明后，李定国在供给上从未刻意苛待。
还没有扩充勇卫营的时候，李定国每个月送来的银钱差不多都有四五千两，以供应宫廷的开支，这比在安龙的时候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倍。
勇卫营扩充之后，李定国每月解来的银钱也加上了勇卫营的军餉，每月全都足额，没有短缺。
这一次，虽然在银钱上短缺了一些，但是粮米的供应还算是充足，没有短缺多少，至少能够保障宫廷的体面和军队的口粮。
这份尊重，並非虚情假意。
李定国与孙可望，绝对不是一类人。
孙可望野心勃勃，早存篡逆之心。
而李定国，自始至终，力主抗清，矢志恢復，从未有过取而代之、自立为帝的念头。
这一点，歷史上的斑斑血泪与最终结局，早已证明，毋容置疑。
朱由榔心中瞭然，这一次削减供给，不是因为李定国想要削弱他的影响。
而真的是因为前线吃紧，孙可望大军压境带来的巨大压力。
使得李定国必须集中所有资源，优先保障战备。
这削减，是务实之举，是权衡之策，並不是针对他这个皇帝个人的刻意刁难。
然而，理解归理解，现实归现实。
李定国的忠诚与苦衷，並不能解决朱由榔眼下的困境。
宫廷和勇卫营的財政命脉並不掌握在朱由榔的手中，隨时可能因战局变化而再次收紧。
沐天波那边工匠有限，產能低下，盔甲补充遥遥无期。
矿石渠道被李定国收紧，自行获取的途径就算打通，也不过是恢復到往月八十领甲冑的產能，想要武装大军根本就是痴人说梦。
这一切，都让朱由榔试图构建一点独立根基的努力，显得格外脆弱。
財政的大权的限制，制约了一切的发展。
朱由榔靠回了椅背，望著殿阁之中跳动的烛火。
他与李定国，是君臣，某种程度上也是某种脆弱的盟友，但更是资源与权力的竞爭者。
朱由榔理解李定国的难处。
但是朱由榔也清楚，自己绝不能將自己的生存和发展，完全寄託於李定国的身上。
李定国確实尊重他，也忠诚於大明。
李定国的忠诚不会变，但时势会变，压力会变。
人的判断与选择，也难免隨之波动。
歷史已经证明了，若是按照李定国的想法，终究会走向败局。
沐天波是一个可能的支点。
这位勛臣之后或许势衰，但在云南盘根错节的关係、对某些资源的潜在影响力，是李定国这样的外来的强藩未必完全掌握或在意细枝末节。
但是这一切，还远远不够。
沙普之乱，几乎摧毁了沐王府两百余年来的威信，只有少数多年以来亲近的土司，仍然尊崇著沐王府的调令。
但是他们，对於大局的影响，却是微乎其微。
这个世界上，从来就没有什么完人。
李定国確实是一代名將，他在军略一道確有卓绝之处。
但是在军政大事上，他也犯过错误，有些甚至是致命的战略误判，並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，连累全局。
但身处那般混乱绝望的时局，面对內部分裂、外敌强悍的绝境，又有几人能保证每一步都走得精准无误？
而在政治眼光与大战略的擘画上，李定国更是有著明显的短板。
李定国擅长治军、临阵决机，却並不精通长远的政治布局，复杂的人心驾驭，以及超越军事层面的全局统筹。
李定国对孙可望的判断、对內部整合的无力，乃至后期一些关键决策的失误，都暴露了其在政治格局把握上的局限。
在歷史上处理永历朝廷，重新启用马吉翔，便以为掌控了朝政，也是同样的失误。
若非是马吉翔，很大概率便没有了之后的咒水之难，局势也不至於迅速恶化到那样的地步。
朱由榔的目光沉凝，他在盘算著，紧靠著如今內库之中的钱粮可以支撑多少的时间。
朱由榔的心如明镜，他很清楚，钱粮对於军队的作用。
南明这个时期，说到底，局面也就比唐末藩镇割据也只好上一些。
各地的军头们，无论是李定国、刘文秀这样的忠贞统帅，还是孙可望那般的跋扈梟雄，亦或是散布各处、態度曖昧的地方將领，本质上都掌控著地方的財赋、人事、乃至生杀大权。
朝廷的政令、皇帝的威仪，往往需要仰仗他们的“忠顺”才能得以通行。
没有实实在在的武力支撑，空有名分与大义，不过是水中月、镜中花，隨时可能被更强的武力撕碎。
唯一略好一些的，是人心与道德的底线尚未彻底崩坏。
大明立国近三百年，虽然到了末年弊政丛生，天灾人祸不断，但“朱明正朔”的观念，儒家忠君报国的伦理纲常，在士大夫阶层乃至许多普通百姓心中，依然有著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与向心力。
这种无形的约束，使得局面不至於滑落到唐末之后五代十国那般毫无底线的混乱。
各地的军兵，也还不至於像唐朝魏博镇牙兵那般，骄纵跋扈到可以隨意废立节度使、甚至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的地步。
掌军的將校，对麾下军队仍保有相当的控制力，不至於轻易被骄兵悍卒裹挟行事，酿成以下克上的惨剧。
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，虽已动摇，但基本框架尚存。
相较於唐末五代那种节度使朝不保夕、皇帝天子如同玩物、人人自危、率兽食人的彻底乱局，明末无疑还是好了不止一星半点。
人心尚未糜烂到那般地步，社会最基本的运转规则与道德底线，依然在艰难的维繫著。
正是这“略好一线”和“人心未彻底崩坏”，给了朱由榔一点点喘息和操作的空间。
他还有“大明皇帝”这个名分所附带的道德號召力与政治合法性。
各地军头无论內心如何想，至少在明面上，还需要这面旗帜来凝聚人心、號令部属。
相较於在安龙时朝不保夕、仰人鼻息的窘迫，移蹕昆明后，李定国在供给上从未刻意苛待。
还没有扩充勇卫营的时候，李定国每个月送来的银钱差不多都有四五千两，以供应宫廷的开支，这比在安龙的时候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倍。
勇卫营扩充之后，李定国每月解来的银钱也加上了勇卫营的军餉，每月全都足额，没有短缺。
这一次，虽然在银钱上短缺了一些，但是粮米的供应还算是充足，没有短缺多少，至少能够保障宫廷的体面和军队的口粮。
这份尊重，並非虚情假意。
李定国与孙可望，绝对不是一类人。
孙可望野心勃勃，早存篡逆之心。
而李定国，自始至终，力主抗清，矢志恢復，从未有过取而代之、自立为帝的念头。
这一点，歷史上的斑斑血泪与最终结局，早已证明，毋容置疑。
朱由榔心中瞭然，这一次削减供给，不是因为李定国想要削弱他的影响。
而真的是因为前线吃紧，孙可望大军压境带来的巨大压力。
使得李定国必须集中所有资源，优先保障战备。
这削减，是务实之举，是权衡之策，並不是针对他这个皇帝个人的刻意刁难。
然而，理解归理解，现实归现实。
李定国的忠诚与苦衷，並不能解决朱由榔眼下的困境。
宫廷和勇卫营的財政命脉並不掌握在朱由榔的手中，隨时可能因战局变化而再次收紧。
沐天波那边工匠有限，產能低下，盔甲补充遥遥无期。
矿石渠道被李定国收紧，自行获取的途径就算打通，也不过是恢復到往月八十领甲冑的產能，想要武装大军根本就是痴人说梦。
这一切，都让朱由榔试图构建一点独立根基的努力，显得格外脆弱。
財政的大权的限制，制约了一切的发展。
朱由榔靠回了椅背，望著殿阁之中跳动的烛火。
他与李定国，是君臣，某种程度上也是某种脆弱的盟友，但更是资源与权力的竞爭者。
朱由榔理解李定国的难处。
但是朱由榔也清楚，自己绝不能將自己的生存和发展，完全寄託於李定国的身上。
李定国確实尊重他，也忠诚於大明。
李定国的忠诚不会变，但时势会变，压力会变。
人的判断与选择，也难免隨之波动。
歷史已经证明了，若是按照李定国的想法，终究会走向败局。
沐天波是一个可能的支点。
这位勛臣之后或许势衰，但在云南盘根错节的关係、对某些资源的潜在影响力，是李定国这样的外来的强藩未必完全掌握或在意细枝末节。
但是这一切，还远远不够。
沙普之乱，几乎摧毁了沐王府两百余年来的威信，只有少数多年以来亲近的土司，仍然尊崇著沐王府的调令。
但是他们，对於大局的影响，却是微乎其微。
这个世界上，从来就没有什么完人。
李定国確实是一代名將，他在军略一道確有卓绝之处。
但是在军政大事上，他也犯过错误，有些甚至是致命的战略误判，並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，连累全局。
但身处那般混乱绝望的时局，面对內部分裂、外敌强悍的绝境，又有几人能保证每一步都走得精准无误？
而在政治眼光与大战略的擘画上，李定国更是有著明显的短板。
李定国擅长治军、临阵决机，却並不精通长远的政治布局，复杂的人心驾驭，以及超越军事层面的全局统筹。
李定国对孙可望的判断、对內部整合的无力，乃至后期一些关键决策的失误，都暴露了其在政治格局把握上的局限。
在歷史上处理永历朝廷，重新启用马吉翔，便以为掌控了朝政，也是同样的失误。
若非是马吉翔，很大概率便没有了之后的咒水之难，局势也不至於迅速恶化到那样的地步。
朱由榔的目光沉凝，他在盘算著，紧靠著如今內库之中的钱粮可以支撑多少的时间。
朱由榔的心如明镜，他很清楚，钱粮对於军队的作用。
南明这个时期，说到底，局面也就比唐末藩镇割据也只好上一些。
各地的军头们，无论是李定国、刘文秀这样的忠贞统帅，还是孙可望那般的跋扈梟雄，亦或是散布各处、態度曖昧的地方將领，本质上都掌控著地方的財赋、人事、乃至生杀大权。
朝廷的政令、皇帝的威仪，往往需要仰仗他们的“忠顺”才能得以通行。
没有实实在在的武力支撑，空有名分与大义，不过是水中月、镜中花，隨时可能被更强的武力撕碎。
唯一略好一些的，是人心与道德的底线尚未彻底崩坏。
大明立国近三百年，虽然到了末年弊政丛生，天灾人祸不断，但“朱明正朔”的观念，儒家忠君报国的伦理纲常，在士大夫阶层乃至许多普通百姓心中，依然有著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与向心力。
这种无形的约束，使得局面不至於滑落到唐末之后五代十国那般毫无底线的混乱。
各地的军兵，也还不至於像唐朝魏博镇牙兵那般，骄纵跋扈到可以隨意废立节度使、甚至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的地步。
掌军的將校，对麾下军队仍保有相当的控制力，不至於轻易被骄兵悍卒裹挟行事，酿成以下克上的惨剧。
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，虽已动摇，但基本框架尚存。
相较於唐末五代那种节度使朝不保夕、皇帝天子如同玩物、人人自危、率兽食人的彻底乱局，明末无疑还是好了不止一星半点。
人心尚未糜烂到那般地步，社会最基本的运转规则与道德底线，依然在艰难的维繫著。
正是这“略好一线”和“人心未彻底崩坏”，给了朱由榔一点点喘息和操作的空间。
他还有“大明皇帝”这个名分所附带的道德號召力与政治合法性。
各地军头无论內心如何想，至少在明面上，还需要这面旗帜来凝聚人心、號令部属。